李慧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各位代表对 “房改、医改和教改” 的反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有的代表甚至还拍了桌子：“就凭你、我现在的这些收入，谁能买得起房？谁能看得起病？谁能上得起学？”不过，话又说回来，议论归议论，热闹一阵吸引点“眼球”也就完了，说归说，做归做，对“房改、医改和教改” 的反思实际上意义并不大。

　　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房改、医改和教改”，已经成为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这样一个结果已是毋庸质疑的事实。但是，现在反思“房改、医改和教改”，就像事后诸葛亮的“马后炮”一样，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比如，对于城市里上万元一平米的房价，能让它降下来吗？即使是下降到一半的价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更何况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城市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基本结束，以后“见缝插针”式的发展只能是房价越来越贵，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至于“医改”和“教改”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情况，因为迅速发展的医院和急剧膨胀的教育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对医疗和教育的欠账还没有还清补上，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新的投入。所以，卫生部长信誓旦旦地说，全民免费医疗根本就不可能，而且“医改”涉及十几个部门，不是一个卫生部门的责任。而教育部的官员也明白指出，教育资源本身就是紧缺的，现阶段只能是根据你的不同收入接受不同的教育，至于教育乱收费也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事情已经非常的明白，对于“房改、医改和教改”，这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你不但要唱赞歌，还要以更加勇敢的精神和毅力为国家抗起这份重担来。

　　国家民政部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在目前阶段要想让重病患者接受有效的治疗，要想让贫困学生能够升学，要想让城市贫困人口改善居住条件，只有大力开展捐资救助活动，通过这样一个渠道缓解现实的“房改、医改和教改”压力。然而，不通过政府的主渠道，没有认真对“房改、医改和教改”系统的总结分析，仅凭借着社会的救助体系要想彻底解决百姓买不起房、能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无疑于杯水车薪。要想彻底“房改、医改和教改”的问题，光是这样的“乱吵吵”或“瞎捭阖”，这样的反思根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近一段时间里，包括吴敬琏先生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都主张对改革要进行反思，比如吴敬琏先生就谈到：“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如何对改革进行反思，反思改革的标准是什么，对改革反思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反思，反思改革的原则和切入点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明确，如何对改革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呢？

　　2005年的夏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对我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报告，着重对改革开放以来至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做出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总体不成功的判断，并对未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框架设计，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关于对改革进行“盘点”的呼声，这应当是迄今为止对医疗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官方评价。但在此次召开的“两会”上，主张对改革反思的吴敬琏先生竟公开对此进行“辟谣”。

　　对人们都在关注的这份报告和如何深化医疗改革的事情，吴敬琏先生轻描淡写的说，我们研究中心的一位同志为外单位做了个课题，认为医疗改革问题出在市场化上，并作为一家之言在有关媒体上发表了。把不同的意见拿出来做深入研究，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后来就有媒体报道：国务院直属研究中心认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吴先生特意强调说：“于是就轰起来了，造成很大的社会震荡”。吴敬链指出：“这个问题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于是网上就出现了很多情绪化的声音，开始‘捣糨糊’。” 本来是“ 一石激起千层浪”，事情的结果，竟然叫吴先生比喻成了“捣糨糊”，对改革的反思怎能说是“捣糨糊”呢？

　　吴敬琏既然这样说了：“按照现行的医疗改革，推进起来很难，医院的改革与国企改革一样艰难，公立医院继续保持垄断权，既能保持医疗经费，又可以漫天要价，这就出了问题。”卫生部长也说了医疗改革很难，那大家并非改革中人，发表意见当然就更没有边了。但是，实际上人们对医疗改革发表意见，并不是“隔山打虎“，而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感同身受地承受着目前看病难和看不起病的困扰。就像有的”主流经济学家“说改革不需要讨论，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一样荒谬。我想说的问题是，对改革的反思咋就这么难呢？对人们切实关注的利益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不是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而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主流经济学家更是在一边要剥夺人们的话语权，这样对改革的“反思”，不要也罢。

　　顶着改革是正确的“帽子”却让人们反思改革，而当人们提出了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时，却像吴敬琏先生说的一样，是在“用造谣、煽动的办法，来‘捣糨糊’”？难道，看不起病的这个最起码的普通事实，也要人们当了经济学家以后才能有发言权吗？难道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医疗改革难题，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一起把它解决掉，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还能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吗？要说对改革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而且是绝对的发言权，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人民的改革，而不是少数人的改革，更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并牟利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初期为什么能够冲破重重阻力，顺利地使改革走上正轨，关键是有能正视具体问题，并真正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那种敢于直面问题的改革精神是改革的强大的推动力量，这是不容质疑的。

　　爱因斯坦说：“现在我们的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与力量的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种“善意与力量的结合”，建立一个强力维护民众公益权利的“强权政府”，而不是邪恶与软弱的混合体下的“强权政治”。一个拥有完备的公共管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的最高要求，更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至关重要的保证。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欠下了多少“感情账”、“经济账”、“历史账”、“执法账”，这些欠账都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偿还的。而市场经济也并非是没有任何约束的经济，市场经济必须要在完备的公共管理体系内施行，并在价值体系的约束下运行，国家的责任就在于从公义的角度协调社会的公共管理，并维护这个价值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

　　但事实上，2003年，在国家高达37960亿元的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而其中的37.58%都被行政人员所消耗，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高开支的行政成本和低开支的公共保障体系之间巨大的反差，长期发展下去势必激化社会矛盾，而高昂的住房价格，缺乏公共医疗体系的保障和沉重的教育问题，这些公共管理体系建设上的欠账一旦集体爆发，必然是对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报告》表明，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约73万增加到了约307万。

　　我们一直主张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良好环境，但是，提倡稳定并不是在稳定的旗帜下，回避社会现实和忽视具体矛盾，而是应当通过大力加强社会公共管理的步伐，促使社会真正走向稳定发展的方向。因此，那种暂时的“稳定”无疑是有害的。根据国际上的经济发展经验，当一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中国是2003年)，社会的不确定因素将会增多，并有可能进入一个高风险期，而这并不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公共管理失衡所造成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一味回避我们发展中的矛盾的话，矛盾的积累效应就将会像火山一样可怕。而事实上，这些问题也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拖延了许多年的农民工工资和建设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在新一届政府的努力下不是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吗？ 2001年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债务占全部贷款的比率已高达25.37%，但事实上国有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只有3%左右，这样高风险的问题我们不是也同样轻易地把它化解了吗？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只注意了向前发展的速度，却忽视了决定性的文化问题，忽视了均衡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忽视了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房改、医改和教改”的确是成功的，城乡居民的住房面积不断增加，各种医疗制度不断健全，国家也在想方设法解决医疗保障难题，而中国的教育规模更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这些无不是改革的巨大成就，对此任何人都是无法予以否认的。但是，就在政府官员对此沾沾自喜、并认为改革已经值得肯定的时候，却出现了另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没有人能买得起高价房，没有人能上得起高价学，更没有人能安享有效的医疗改革成果。因此出现了中国人最大的困惑。那么，中国“房改、医改和教改”三大难题的困境究竟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把“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中心，没有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搞了好多年的市场经济，结果却还是吴敬琏先生说的：“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所以，对公众利益的轻视就是必然的了；

　　二是缺乏正确的改革方法和改革家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那种只图表面上的形式，却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方法是不能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的。比如各地开展的公安局长接待日活动，群众凌晨三点就来排队，问题已然成堆，那些个领导一天都在干些什么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不能像胡总书记、温总理那样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呢？

　　三是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其发展主要是投资者具有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然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改变这种总量投资增长型的经济结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我们一直以来，认为就是用“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进行区别的，实际上，没有卓越的计划经济模式，仅仅依靠单纯的市场手段是不行的，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一片无法控制的混乱经济，这是那些盲目鼓吹市场化，却对市场化本质一无所知的“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关键的原因。比如吴敬琏先生就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计划经济，哪些是市场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相反，大家倒是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中的计划手段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强了，而有些该开放的市场反而更加集中化了。而当我们再深入地向“主流经济学家”们追问下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说不清楚哪些是计划的手段，哪些是市场的手段了，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中，怎么能清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呢？

　　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早在1977年写的《看得见的手》一书中就已经指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经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 市场在现代管理技术和公共管理体系之中，已经可以变得处于可控的状态下，亚当·斯密所指的“无形的手”并不意味着就是“混乱的手”和没有秩序。因为这只“无形的手”在不同国家体制下的效果是不同的，早就有人明确地指出，“无形的手”在英国是有效的，在德国则是混乱的。衡量市场经济的标准并不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取决于市场活动和经济增量的大小，实践证明，“无形的手”要比“有形的手”更能有效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并不是市场经济就能决定一切，市场经济还要形成和谐的、良性的、积极的流动氛围。正是“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地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而不认真地考虑国情和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异化和扭曲了改革的精神实质，背离了科学的市场化改革目标，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一面。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和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增长，而市场经济则主要是规范的自由竞争体系和经济的良性循环来实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立的、可以调控的市场体系，而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在。可以说，公平竞争才是市场游戏规则的核心。所以，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要将发展经济当成目标，而是要把建立市场的公平制度和充分竞争体系作为目标。换句话说，从本质上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社会各种资源的配置，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了完整、独立的市场体系，因而其具有较强的市场防范性，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大起大落的经济现象，从而起到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但是，综观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发展情况，仍主要是靠投资增长、政策的利好和市场的空缺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计划经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了，但这主要是因为整个知识经济时代产业方向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经济竞争能力的增强和投资拉动经济力量的减少，那种过剩的酒店热、高尔夫热、渡假村热、商业热不仍然是在靠投资实现经济的增长吗？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进行综合治理、减压减负、结构调整、环境治理、规范市场呢？在这些冠冕堂皇名词背后实际上正是没有充分依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造成的，特别是我们没有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文化传统，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迄今并没有真正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出 “公共通道”的概念，就是要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能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通过这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使政府的公共政策更加获得均衡的力量。公共管理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保证，没有好的公共管理体系，包括政治、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实现强权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完善这种“公共通道”，就是要通过加强公共管理的建设，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和谐发展。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假如没有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任何一种单项的改革推进都将是极其危险的，不管这种单项的改革从道义上看有多么重要，从理论上讲有多么完美。因为单项改革的示范会对已经开放的市场和价值观形成一种危险的诱导，而在体系尚不健全的时候，市场却已经开放的情况下，这种诱导就会像一种潮流瞬间冲破社会脆弱的防护体系，造成社会动荡的加剧。

　　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上议事日程，说明中国已经从构建科学发展观的大局上，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明白了中国“房改、医改和教改”三大难题的困境究竟在哪里？也就解开了正确认识“房改、医改和教改”发展方向的难题，不仅要体现对公共利益事业的尊重，对人文价值的关怀，还要真正能抓住问题落实下去，更重要的是实行充分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人们对目前中国“房改、医改和教改”的讨论，正是我们反思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认识开始。“房改、医改和教改”走到了今天才开始反思，虽然实际上已经于事无补，也不会有多大的真正的意义，但是，却对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理论方向，可以使我们正确地理解改革，实现从经济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编者按：本文系沈晓杰“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系列文章之一，作者授权新浪财经独家全文发表。我们将陆续刊出全部系列文章，敬请期待。

　　沈晓杰

　　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之开篇前言

　　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土地，租地买房的中国居民住房负担的“房价收入比”却创造了世界之最，甚至超过了土地私有制下、最发达国家买地买房的数倍

　　一、都市新怪：七成新人买不起房 三成买房靠“啃老”

　　中国新一代，结婚成本“火箭般”飞向了天价

　　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不少网站和论坛上，盛传着这么一件“黑色冷笑话”：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南京等地的年轻职员们，有一天忽然都严肃起来，要一起做一道“解析题”，看看在各地“娶一个老婆的成本究竟是多少”。

　　南京人答题最快：娶一个南京老婆的成本是人民币70万。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南京小生的算法也很简单：房屋一套(市区80平米，均价6000元) 48万＋5万元中等装修＋3万元家电及家具(有部分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10万元普通轿车一辆＋新马泰港澳或云南、海南度蜜月1.6万＋2.4万元的2年谈恋爱吃饭、娱乐和送礼费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是70万(婚宴开支和所收红包相抵，不列)。

　　由此推算，以男方家庭有20万的家产，他本人年收入5万来计算，最后得出结论是：讨一个南京中上条件的老婆的成本＝男方倾家荡产＋男人不吃不喝工作10年［(70-20)/5］。

　　应该说，这位年轻人的算法除了在轿车和蜜月开支可删可减外扣除10万元以外，其他近60万元基本上属于正常。尤其是占开支最大的住房一项，每平米6000元在南京城区内要买到较好的房子已属不易，而80平米的面积等有了小宝贝后连人均30平方米的小康标准也没达到。这还是一个接近中产(有20万元存款，年收入达到5万元)的家庭的算法，一般普通的家庭就更可想而知了。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等地的结婚成本的计算结果也纷纷贴到了网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南京的60万“天价”竟然还是最低的。其中北京结婚的合理的成本为85万元(其中在三环外买房80平米，为64万元)，上海为100万元(其中买房花去80万元)、深圳76万元(买房占其中58万元)，广州为85万元(买房花去其中64万元)，杭州和广州一样，总成本也是85万元，买房也是为64万元(备注：各地的买房标准和南京一样，在市区的普通地方，面积均为80平米)。

　　“天价结婚”高速引擎：买房

　　面对这样的天价结婚成本，作为“准新人”的父母和兄长辈，也许早就是“十有八晕”了。因为这和他们那个结婚的年代相比，相差的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十万八千里”。

　　年岁稍长的人还清楚得记得，在七十年代，结婚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发喜糖和两家人在一起吃饭的钱。住房的问题，在领结婚证的时候一般单位就要帮助解决，尽管房子很小很老。所有开销在加在一起，基本上在百把元上下。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有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一些简单的家具之后，才进入了几百元时代。从八十年代中开始，随着逐年不断增加的录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请客规模和档次的提升，结婚成本才开始进入千元、万元时代；那时租单位房子，房租也就几块钱。直到98年房改之前，当时一般人的结婚成本还是在几万元上下打转转。

　　也就是在这一代人的功夫，虽然人们的收入的水平从过去的几十元提高了现在的几千元，涨了近百倍，但结婚成本却飞涨的更快，从100多元火箭般的涨到了50多万元以上。数千倍的涨幅，归根结底还是“高房价”的“功劳”，尽管我们住房的面积只比比过去增加了1-3倍，尽管住宅的水平只有一点点的提高。

　　比较各地的天价结婚成本，你可以发现，除了买房外，这几个大城市的结婚的其他花费加在基本上都是在20万元上下(深圳人给红包“份量”重一些，可以为新人省掉一些，南京人的生活水平低一些，花钱自然也省了不少)。天价结婚成本的关键，还是在高昂的房价上。它占据了各大城市整个结婚成本的75%以上，高的达到80%以上。

　　如此高昂的结婚成本，使得社会上“黑色冷笑话”又有了“递进”的空间：现在小年轻为什么同居多，原来都是让高房价给吓得啊！事业小有成就、属于白领的“青年才俊们”都不敢结婚了，众多的打工仔就更只能搞“地下工作”了！

　　高房价下的“非常6＋1”：七成新人不买房，三成买房靠“啃老”

　　当然，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婚总是还要结的。怎么办呢？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属一部门去年对该市上年12万对结婚新人的婚房进行了调查，发现有70%的新人因买不起房等原因干脆选择和父母同住，两代人挤一挤照样也要过；而另外的30%新人虽买房结婚，但80%是靠父母资助，最流行和非常普遍的方法就是“六个人买一套房”，即小俩口结婚买房的首付款由双方父母支付，他们自己则负担每月的贷款。

　　据了解，“六个人买一套房”的模式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外地大学生就业集中的大城市极为普遍。双方父母为儿女买房拿出的首付款，大多是他们多少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作为晚年防老之用的“养命钱”。现在为了儿女的有房结婚，只能把自己晚年一点微薄的福利“透支”出去。问题是，现在是父母为儿女“透支”养房，以后背负“按揭大山”的儿女还有能力赡养父母吗？“提前送终”会不会由“冷幽默”变成“热现实”？

　　二、住房负担，国际上有把“公平秤”

　　“房价收入比”，全球买房人通用的负担系数

　　城市居民中，当70%要结婚成家的年轻人买不起婚房，另外买上婚房的30%还是通过双方父母以“透支晚年福利”为代价倾囊相助才得以解决住房问题的时候，标志着城市的房价已经到了让绝大多数居民难以承受的“高危”地步。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现在已到了刻不容缓去反思和变革我们的住房政策的时候了。

　　看一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过高，是不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压力，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计算模式，就是看看这个地方或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究竟是多少。

　　“房价收入比”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指家庭所居房屋的价格，和这个家庭年收入之比，称为房价收入比。比如某家庭所居房屋的房价是60万元，夫妇俩年收入是12万元，房价正好为夫妇俩年收入的5倍，那么他们的房价收入比就是5。通常我们所说的房价收入比是指广义上的概念，即指一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之比。

　　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是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呢？通过对数十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房价的多年考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分别得出 “合理的住房价格”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3-6(世界银行专家的说法为4-6)。

　　3到6倍的房价收入比，既然是国际上公认的让居民对住房价格可承受性的、并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有效发展的“合理和理想的水平”，那么，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国际惯例”。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房价收入比”国际惯例

　　今年春节，有朋友从加拿大的渥太华回来探亲。同学聚会时笔者向他们夫妇俩打听他们所在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住房情况。碰巧他们不久前刚刚换了新房子。据介绍，他们的买房也十分简单，开发商从政府手中竞标买下一大块地以后，搞好景观建设和划分成不同的小块单元(大小相当于我们的一亩地左右)。买房人看中了那块单元，再从开发商提供的不同风格的住房套型中选择好自己喜欢的套型，由开发商统一组织的建筑装饰公司施工。朋友夫妇搬进新房时不需要自己再搞什么装潢，只要带着家具入住即可。朋友夫妇选择的是面积300平米左右的3层楼的独立屋(别墅)，总共花费25万加元都不到。而他们俩口子一年的收入超过了10加元。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不到2.5的房价收入比在加拿大的首都买到了土地产权归己的“精装修大别墅”。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加拿大极为正常。2000年记者曾经到据称是加拿大房价最贵的城市——温哥华呆过一段时间。抽空对当地的房价专门进行了了解。当时温哥华一般中产(占总人口70——80%)所居住的townhouse 和高级公寓(介于townhouse和公寓房之间)，200多平米的也就20万加元上下。而他们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在5万加元左右。就是说，在加拿大房价炒作最厉害、价格最高的的温哥华(当时该地区的房价比加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多伦多还要高三分之一，而人均收入却比多伦多少三分之一)地区，房价收入比也只是在4左右(据说这两年高了一些，也是被中国去的暴发户炒上去的)。

　　记得当时记者到一所新的豪华小高层公寓看Open House(样板房)。150平米的面积，精致的全装修，旁边的森林公园有山有水，离Sky train(高架轻轨，相当于我们的地铁)站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价格却只有19万加元(当时相当于人民币95多万元)。如此条件和价格的豪宅不要说在北京、上海见不到，就是对在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条件类似的毛坯房，也有极大的冲击力。难怪一个在南京开驾校的L老板到了温哥华旅游后，什么身份也没有的他二话不说，掏出钞票就买了一套房。L老板应该感到庆幸的是，5-6年后的今天，他如果要在南京买一套条件接近当初他在温哥华所买的那套房(尽管还是毛坯房)，所需投资至少比当时还要多花2-3倍。

　　也许有人会说，加拿大人少地多，不具“典型性”。那么，我们就拿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来说事。加州北部的旧金山和圣荷西地区，是全球著名的硅谷所在地，也是全美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记者也多次到那儿开会、探亲。我有一亲戚十年前刚到圣荷西的时候由于工作时间不长，夫妇俩收入加在一起也就5万美元左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初他们买下一栋200多平米、价格27.5万美元的独立屋时，有些银行都不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认为他们的偿付能力有疑问。要知道，当时他们作为刚出道的年轻人，房价收入比也在5.5啊。现在他们的房价涨到了40多万美元左右，而他们的收入增长的更快，现在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降到连3都不到。当然，当地一般人的房价收入比还是在4上下。笔者的另外一个亲友在美国东部的威尔明顿市，也是在十年前他们在当地一个风景如画的高档社区买了一栋前后花园就有数百平米260平米的独立屋(别墅)，只花了22万美元。对在美国工作不久的他们来说，房价收入比在5左右。现在他们的房子升值到了35万美元2.5左右，但他们的房价收入比却降到了3以下。

　　不过最让笔者感叹美国房价低的，还是1999年到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一新兴的高科技小城(Sprin)时的所见所闻。当时是去看望的留学生夫妇朋友都在IT行业工作，两人收入加起来达到近9万美元，但他们买的一栋新的独立屋(别墅)200平米左右，装修好的，才14万美元。当时在笔者还没有房价收入比的概念，只觉得用一年多的工资(房价收入比为1.5)即可买上一栋装修好的别墅，实在是叫人羡慕不已啊。

　　这里还应该特别说明的是，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不仅房价收入比要比我们低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房价收入比”的“含金量”要比我们中国高得多：他们是用别墅的钱和工资来比，我们也只能用公寓房价和收入相除；他们买的房是装修好的，走进去就可住，而我们拼了半天拿到的也只是毛坯房，要住进去还得花一大笔装修费；他们房子前后带大花园，有的社区还带高尔夫，不少人家还有游泳池，配套设施先进豪华，而我们的住房大部分没有一定的配套设施，很多的住房还处在“工房”的水平；最重要的，美国的人均住房的面积标准是我们的几倍，家庭新建成房屋平均面积2,114平方英尺(196.36平米)，而且这还是用他们特定住宅建筑面积(Square footage)标准来计算的(接近我们的使用面积，走廊、阁楼、地下室、院子都不在计算之列)，买房更不会有什么“共摊面积”。而在中国买房，计算采用的是“建筑面积”，再加上共摊面积。真正使用上的面积只能是购房面积的八成上下。就这样我们也只能用人均30平米、户均90平米的标准来测算“房价收入比”，而且这还是新的“小康标准”。如果要按欧美的标准和“含金量”来计算房价收入比，那我们的差距就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翻上一番。

　　不仅地大物博的发达国家如此，而且人口密度和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的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他们的房价收入比也比我们要低得多。

　　有一段时间以来，韩国人都在抱怨他们的房价涨的太快，给国民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那么，韩国的房价究竟高到哪儿呢？最近韩国的国土研究院经过对上万的家庭调查研究，并和英美等国进行了比较，显示韩国国民全部收入攒六年才能买房。尤其是首都首尔地区，需要将总收入存7.7年才能购买住宅，地方大城市为3.8年，中小城市为2.6年。而在美国和英国，要购买住宅，则分别只需要2.7年和4.1年全部收入。这就是韩国老百姓喊吃不消高房价的原因。韩国人也许没想到，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老百姓要用十几年全部收入才能买上一套“体面的住宅”。

　　另据介绍，根据日本官方的数据，在东京新建的专有面积75——80平米(相当于我们90——100平米的建筑面积)、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公寓，加停车位售价在3000日元左右。而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56万日元。这个号称世界上物价水平最高、人口密度也最大、房价同样也是最高的城市，工薪族的房价收入比也计算在4.5-5左右。而且东京人买的这样的公寓，一般还都附送20平米的阳台和好几个平米的走廊以及包括液晶电视等基本电器。据介绍，日本的家庭主要还是男人在外工作，如果家庭主妇也到外面做个半天兼职的话，其房价收入比可降到3左右。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和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能让居民满意的。有一家美国的顾问公司根据房价收入比，专门就国际房价购买力的调查做过一个调查，看看世界上哪些城市的房价让居民“最难以承受”。结果澳洲悉尼超过伦敦(6.9)、纽约(7.9)和东京，以8.5名列前茅。不过，据报道，澳洲统计局资料显示，澳洲是每0.98户家庭或2.7人就有一幢(套)住宅，平均每幢(套)住宅的居住面积是187平方米。也就是说，悉尼人是因为住在人均70平米装修好的别墅里才感觉“房价最难承受的”，尽管就这样他们的房价收入也只是8.5。

　　这项调查更有意思的还在于，它认为由于澳洲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都在5.1以上，从而都被列入房屋购买力“极低”的范围，并由此断言“澳洲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危机”。真不知道中国的百姓和官员看了后会有什么感触！

　　这项调查对我们分析房地产市场的价值还在于，它给出了具体指标，让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更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一个地方的房地产是否“健康”。比如：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5的时候，国际惯例就认为该城市房屋购买力“极低”；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6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

　　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7以后，就会被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

　　另外，在比较房价收入比的时候，还请特别注意别人人均住房分面积、档次、算法、装修和其他配套等等。

　　三、中国市民，背负着全球最重的买房负担

　　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住房水平和具体负担就承受状况有了客观的了解后，回过来再看看我们国内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的住房负担是否合理，就会有一个更准确的认知和定位。

　　就拿我们上面所举例“天价结婚成本城市”来具体分析。依据的标准稍靠“小康”。即面积为90平米普通公寓、地点处在传统上市民所居住的市城区(不是郊县和新开发区)、三口之家(父母工作、子女上学)住一套房。就可以破解中国的大中城市的高房价究竟有多可怕了。

　　还是先从南京开始。根据南京市房产局的“南京市网上房地产”的最新资料，传统上的南京六城区(包括重新规划后原来属郊区县的土地)商品住宅房价最高要7000出头，低的也在5500上下，我们取6000元为其中间值(实际上这个结果只能买到南京六城区边缘的房子)，6000元×90平米＝54万元。而南京城区居民的收入，根据统计局方面的最新资料，在比上年“激增”19.9%的“超常规增长”后(长三角速度第一)，2005年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997.47元，三口之家就是4.5万元。而按照南京本地媒体的另外一项报道，根据该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推算，去年南京职工人均收入正好突破2万元，如果家家都没下岗，平均每户的年收入为4万元。根据一套54万元的房价标准，按照前者的推算，54万元除以4.5万元，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12，正好比世界公认的房地产泡沫还多了一倍；而按照后者的推算，54万元除以4万元，南京的房价收入比又提高到了13.5，基本上相当于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最难承受地区”房价的一倍。这也就难怪国人就是再“吃苦耐劳”，也经不住这样的“超级高房价压迫”。

　　按照南京的计算模式和标准，部分根据《个人理财》杂志去年提供的2004年各大城市的人均收入资料，计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的市城区真实的房价收入比。由于《个人理财》杂志上的房价包括了郊区县这些非传统上市城区居民所居住住宅的价格，所以还是以各地网友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各城市的实际城区房价分别如下：

　　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口之家一年 房价 90平米总价 房价收入比 元 可支配收入 元 元/m 万元

　　北京 15638 46914 8000 72 15.35

　　上海 16683 50049 10000 90 17.98

　　深圳 27596 82788 7200 64.8 7.83

　　广州 16884 50652 8000 72 14.21

　　杭州 14565 43695 8000 72 16.48

　　这里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的房价收入比，是建立在“准小康”的低标准的基础上的。首先在面积上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标准只定在他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面积标准向欧美看齐，我们的房价收入比要现在提高3-2倍；如果再加上他们是精装修房，有的还配上高档电器，面积计算方法上也接近使用面积的话，我们的房价收入比还要抬高50%。

　　其实，不仅在相对负担上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创造了“世界之最”，而且国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绝对房价，也超过了一些世界上发达国家大中城市的水平。一年前记者就问过一位经常在上海工作的波音公司高级经理，同样水平、面积和档次的住房，是上海贵还是西雅图贵，没想到这位华人高级经理毫不犹豫的说，上海贵。上海有不少人在日本东京待过。这几年回来的人纷纷网上发出感叹，上海内环内的实际房价比东京还要贵。一位经常在中美两国之间往来的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经理也公司记者，按照同样的标准，上海的房价比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要贵。

　　房价收入比，“穷国”真的该比“富国”高吗

　　据了解，国内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对“房价收入比”的国际比较极为“反感”，认为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低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水平所决定的，发展中国家本身由于经济实力的问题，房价收入比高是“很正常的”。情况真是这样吗？

　　稍有些经济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是极为荒唐和可笑的。首先，它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吃饭问题占了居民收入的极高比例(恩格尔系数高)，人们不可能有更多的财富支向住房，从而导致房价收入比低的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其次，它故意忽略了在新德里、墨西哥城和里约热内努这样的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很多的中下收入者不要买地就私自盖房(如贫民窟等)或政府提供相应住房保障(如墨西哥城的低收入者住房保障)的基本事实。

　　联合国的权威研究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在1996年联合国召开的规模空前的世界人居大会上，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城市化的世界————全球人类住房报告》中不仅指出衡量住房可承受性的最常见的一个指标是房价收入比，而且还特别强调，根据人居中心九十年代对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国家52个主要城市所作的统计资料分析：无论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他们房价收入比的平均值的差别相当小。报告认为，当房价收入比的比值在2：1和3：1之间时，才意味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能够购买住房。比值超过5以后，多数人购买住房的希望就变得比较“非常渺茫”。

　　其实，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含金量”高的标准来计算我们的房价收入比，那样的比值就不知道要高出“世界记录”多少倍。房价收入比突破50都是很正常的。在上面举例的平均年收入在5万元的大城市中，三口之家要花250万元买到“套内建筑面积”在200平米、单价5000元的精装修别墅，的，也只能在地点和品质上“降低要求”才能实现。

　　全民共享的国有土地，“最沉重的负担”压垮了谁？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按照“中国特色”的住房标准还是一般发达国家的数倍，但我们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理论上应该是为全民“共享”。我们买房所用的土地，还是“租用”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租地买房，使用期限也只有70年。而那些房价收入比比我们低得多的发达国家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房地产市场体系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下的，属于买房买地，土地产权永远归买房人所有。

　　一个公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租地买房”，所承担的负担，竟然比在私有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买地买房”还要高得多，这种不可理喻的“极端对比”所发出的强烈信号，已经非常明白无误的昭示我们，现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所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实际所导致的结果，不仅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优劣，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从导致的后果来看，它已经异化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的践踏和嘲讽，成为从人民大众手中巧取豪夺全民财富分“带血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曾有两份 “共产党宣言”。一份是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开门见山就亮出了共产主义者理想是主张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另一份红军时期发布的《共产党宣言》,也坚决主张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土地革命上。

　　从历史走回现实，执政党的理想和行政者作为的尖锐对比，难道给我们带来的仅仅还是“房价究竟应该是高还是低”之类的“经济技术分析层面”的思考吗？！